约而同地不肯听从别人之劝谏、执意要召董卓等兵马入京的主要缘故了。

　　有窦武、陈蕃身死兵中的前车之鉴，何进、袁绍在谋诛宦官的时候，当然先会考虑到军事力量，京都的禁军本来就大多被掌控在宦官的手中，好容易朝廷新设西园八校尉，可这一支新设的武装力量却又被宦官拿去了，这么个情况下，政敌手中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多，而自家却越来越处下风，那么为了不重蹈窦武、陈蕃的后辙，只有从外召兵入京。

　　换个角度想一想，设若这一次袁绍能够得到西园八校尉的兵权，如果袁绍当上了上军校尉，那么有了这五六千生力军在手，也许在谋诛宦官的时候，袁绍就不会执意要召唤外兵了。

　　不过，袁绍也许不会再召外兵，何进却就不定了。

　　何进和袁绍虽是盟友，然而一个是外戚，一个是士人，两个人在政治利益上也是有矛盾的，只不过在面对宦官时，他两人在政治利益上的矛盾变成了次要矛盾，可一旦袁绍掌握到了足够的兵力，他两人的矛盾却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，那么这个情况下，袁绍不会再召外兵，何进为了抗衡袁绍，却不定还会坚持召外兵，也即主要是由董卓、丁原这些非士人出身的武人所统之部队入京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汉室已然老朽，只手难以回天，就算出现的变动，最终料来也是难以改变董卓入京乱政的结局。

　　荀贞推演过很多回，除非何进、袁绍精诚合作，同时他两人掌握到足够的兵权，只有这样，才大概不会有董卓入京之情况的出现。

　　可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要怪只能怪何进、袁绍各有政治利益，要怪只能怪何进、袁绍都没有认识到董卓的危害性。

　　事实上，现在就算是把荀贞放到何进或者袁绍的位置上，他也想不出破解这个局面的办法，不错，他可以和对方精诚合作，可问题是对方有着对方的政治利益，对方却绝对不会和他精诚合作。

　　可以这么，在西园八校尉设立之前，如欲诛宦，袁绍、何进到最后已经必然会走上召外兵入京的路，在西园八校尉设立之后，他两人更会走上这条路了。

　　历史固然是有偶然，但在大势面前，在个人之力不足以改势之前，更多的却是必然。

　　荀攸见荀贞面带思索之色，问道：“君侯，在想什么？”

　　荀贞不能把对历史的推演告诉他，回答道：“我在想，邺县赵家的罪证收集得足够了，什么时候动手最好？”

　　荀攸不知道历史的走向，对此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在他看来，既然罪证收集够了，那么早晚动手都可以。

　　荀贞心道：“我记得西园八校尉设立后不久，今天子就崩了，随后便是袁本初诛宦。只是，虽然在印象中，西园八校尉的设立和袁本初诛宦之中的间隔时间不是很长，却记不得到底是多久，我是在今年底前动手，还是等到明年再？”

　　今年动手似乎有点早，看现在的局势，今天子今年怎么也是崩不了，袁绍今年也肯定是诛不了宦的，明年年中前后动手应该最是合宜，不早、也不晚，既不影响扬名海内，也不会因为逃亡江湖太久而失去太多的实力，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。

　　如果推演京都局面得出的结论是荀贞认识到了历史的必然性，那么紧接着生的一件事却让荀贞认识到了历史的偶然性。

　　八月底，荀贞接到了一封信，信是冀州刺史王芬写来的。

　　荀贞初时以为只是一封寻常的私信。

　　他与王芬同为士人，王芬又是党人的领袖之一，是他的前辈，在讨击张牛角、张飞燕之战中，他二人也算是有过一段交情，所以平时时有书信来往。

　　但在看过了信的内容之后，荀贞却是大惊失色，急把荀攸、程嘉召来，把王芬的信出示给他两人看，道：“方伯必败。族赵家者，在今日也！”

　　——

　　，东汉的京都戍卫部队。

　　汉魏之际的王朗曾在给魏文帝的上书中提到：“旧时虎贲、羽林、五营兵及卫士并合，虽且万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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